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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以色列官方常在国际舞台上标榜其在女性权益方面的“前瞻性”与“进步”，但现实却呈现出一种残酷的悖论：其占领行径恰恰摧毁了巴勒斯坦女性的自主权，将她们推向了暴力与绝望的深渊。

　　身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女性，意味着必须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同时承受暴力的碾压。

　　第一重暴力直接源于以色列的国家机器——无论是全副武装的军队，还是激进的定居者，他们构成了外部压迫的实体。

　　而另一重暴力，则源自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的男性施暴者，这其中包括士兵、定居者，也包括女性身边的丈夫与父权家长。以色列占领所带来的暴行，绝不仅仅体现为任意处决、房屋拆除、土地没收和强制迁离等显性的物理毁灭，更在于它正悄无声息却致命地撕裂着巴勒斯坦社会的内在肌理。

　　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巴勒斯坦女权主义者与社会工作者早已洞察到一个残酷的真相：父权文化代码所维系的内部家庭暴力，与以色列军队及定居者施加的外部政治暴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且隐秘的内在共生关系。

　　这种关联在多重社会层面上运作，使得当地女权组织的工作举步维艰。一方面，约旦河西岸社区遭受的常态化骚扰与袭击，持续削弱着女性的公共社会参与度，迫使她们处于安全考量退守家庭这一封闭空间；另一方面，集体的民族创伤与个体的羞辱经历加剧了社会内部的人际张力，并逐渐侵蚀着原本紧密的情感纽带。其最终结果，是暴力链条从强势群体向的无情传递——而妇女和儿童，不幸成为了这条链条的最末端。

　　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妇女心理社会咨询中心”（以下简称“咨询中心”）总干事考拉·阿尔阿兹拉克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她指出：“在占领政策执行最严酷的地区——尤其是约旦河西岸完全由以色列控制的C区、拥挤的难民营，或是像希伯伦这样存在激进定居点的城市——我们观察到的数据触目惊心。与相对平静的A区相比，这些区域基于性别的暴力和针对儿童的暴力事件呈显著上升趋势。”

　　这种暴力的蔓延不仅体现在占领军的直接暴行中，更深刻地渗透进了家庭内部。这一现象早在2023年10月7日的新一轮冲突爆发前便已存在。

　　根据咨询中心四周前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仅在希伯伦一地，就有五名妇女控诉以色列士兵当着她们孩子的面强行剥光她们的衣服，并用武器和警犬进行羞辱性威胁。与此同时，急剧恶化的生存环境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飙升。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心理干预体系，这种无处宣泄的精神创伤，往往转化为针对家庭成员的内向型暴力。

　　“指出这一现象，绝非是为了给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开脱罪责，”阿尔阿兹拉克严肃地强调，通过这一视角，我们需要认清这片土地上暴力的复杂根源。

　　“我们在学校和大学积极开展妇女儿童权利教育，提供情感辅导，并在巴勒斯坦的法院和医院系统中努力挑战系统性暴力，”她补充道，“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占领越是严酷无情——尤其是在难民营这种高压环境下——家庭内部的性别暴力就越是猖獗。”

　　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具体的社会成因。许多曾经活跃于城乡公共生活的巴勒斯坦女性，因为极度恐惧遭受、被当众剥衣或隐私遭到侵犯，逐渐停止了外出、求学或工作。

　　“这同时切断了她们寻求救济的路径。她们不敢举报虐待，也无法离开家园，因为由于占领的存在，她们既找不到其他的安全避难所，也失去了保障经济独立的就业机会，”阿尔阿兹拉克解释道。

　　这种结构性的困境进一步限制了女性的身体与经济自主权，使其更容易沦为男性暴力的受害者。“现实情况是，严酷的占领环境令人丧失了反抗家暴的勇气，甚至连逃离的念头都被扼杀。正因如此，我们正竭力为数百名被迫滞留于虐待性婚姻关系中的女性提供心理支持。”

　　根据巴勒斯坦统计局2025年的报告显示，在约旦河西岸，有19.8%的已婚女性表示曾遭受至少一种形式的暴力。然而，这一数据普遍被认为存在严重低估。巴勒斯坦当局研判，至少有46.5%的女性因缺乏支持服务、没有替代方案或受制于社会污名化压力而选择了沉默，未曾报案。

　　咨询中心不仅在心理层面开展工作——仅在2024年，该组织就通过团体治疗覆盖了1300人，个体治疗覆盖约200人，个案管理覆盖194人——更在巴勒斯坦的司法体系中提供法律援助与经济支持，并在遭遇体制性阻力时施加政治压力。

　　“最近，我们援助了一位被丈夫残忍砍断三根手指的女性，”阿尔阿兹拉克回忆起这个案例时仍难掩愤慨，“起初，医院拒绝将此案定性为家庭暴力，警方也以各种理由拒不逮捕施暴者。直到我们在媒体上持续施压数周，并直接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内政部发送正式邮件进行交涉后，该男子才最终被拘留。”

　　该组织的另一项核心使命，是通过职业培训促进女性的教育与赋权，以此来对抗童婚现象。尽管这一陋习在过去十年间已呈下降趋势，但如今却呈现出死灰复燃的态势。

　　根据“女孩不是新娘”组织2019至2020年的报告，15至49岁的女性中有2%在15岁之前结婚。但阿尔阿兹拉克指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局势发生了剧变。“严峻的经济危机、因恐惧占领军而普遍出现的辍学辍工潮，以及因流离失所导致大家庭被迫挤在日益狭窄的空间里，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童婚蔓延的温床。”

　　她补充道，监测这一现象正变得尤为困难。尽管巴勒斯坦法律规定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未满18岁结婚属于非法行为，但许多此类处于灰色地带的婚姻并未在官方进行登记。

　　咨询中心同时也开展儿童援助项目，通过娱乐活动帮助孩子们化解心理创伤，并提供学业支持计划——“当孩子的学业表现是受心理社会因素而非认知障碍影响时，我们在2024年已成功惠及2297名受益者”——此外，还在学校委员会开展聚焦儿童权益与需求的宣传活动。

　　在缺乏有效治理与安全保障的困境中，巴勒斯坦女性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她们通过互助来维系生存。她们自主组织起来，从姐妹情谊中汲取力量。而像咨询中心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她们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若没有咨询中心的心理辅导和团体疗程，我今天恐怕早已不在人世，”哈拉·哈利勒·阿布·萨尔塔坦言。

　　除了因军队和定居者的频繁入侵而被迫居家隔离外，无法维持符合正常文化规范的日常生活节奏，也加剧了女性抑郁症的蔓延。“我丈夫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而我正在接受转移性癌症的治疗。在找到这个宣泄渠道之前，我感到彻底的孤独，抓不住任何希望的线头，”她说。

　　阿布·萨尔塔在纳布卢斯的巴拉塔难民营出生长大。自1980年代末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占领的阴霾始终笼罩着这片土地。

　　“在这里，即便独处房间也得不到片刻安宁。营地的房屋墙壁紧贴，邻居的窗户正对着我的卧室，”她描述道，“所有人的言行举止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巴勒斯坦女性而言，隐私权至关重要，而我却感觉自己终生都被剥夺了这项基本权利。”

　　被迫流离失所更使女性毫无遮蔽地暴露于男性暴力之下。“在杰宁和图尔卡姆难民营，数千人被逐出家园，只能在学校和政府大楼寻求庇护，”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工作的咨询中心工作人员阿拉·阿布·哈希什解释道。

　　“这意味着数千名女性不得不与数千名男性在拥挤的空间内混居，安全毫无保障。”尽管咨询中心的宗旨是促进心理健康与社会经济权益，但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承担起更多职能：“在这种环境下，单纯的心理工作几乎无法开展。名义上我们提供心理社会支持，实际上我们必须包揽一切：运送水、食物和紧缺的药品。”

　　在2023年10月7日之前，咨询中心还能覆盖所有既定服务区域，特别是C区和难民营等边缘地带。但此后，以色列政府实施了阿布·哈希什所称的“对行动自由的极限压制”：增设了数百个军事检查站，严格限制援助物资的分发，并吊销了200000名在以色列境内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工作许可。

　　这使得接触社区并满足妇女需求变得日益困难。“当军队进入巴拉塔难民营——这种入侵现在平均每周发生一次——我们援助的妇女根本无法前往纳布卢斯办公室参加团体活动。还有许多人因严重的经济危机，连最基本的交通费都负担不起。”

　　阿布·哈希什总结道：“即便我们的服务只是针对结构性问题的临时补救，现实的障碍也让我们连这点微薄的救助都难以维系。占领不仅制造了问题，更阻断了我们解决内部社会问题的能力。”

　　成立于1997年的巴勒斯坦妇女心理社会咨询中心，历史上主要在约旦河西岸开展工作。但自近期的种族灭绝式冲突爆发以来，其工作人员不得不将工作范围紧急扩展至加沙地带。

　　“那里的女性群体遭受了毁灭性打击，”阿尔阿兹拉克解释道，“我们正联合多家欧洲非政府组织，组织卫生巾分发工作，并协助建立心理支持小组，帮助女性在死亡与毁灭的阴影中勉强维持日常生活。”

　　在加沙的代尔巴拉赫和汗尤尼斯两座城市，他们搭建帐篷分发妇科药物，设立旨在恢复日常感与自我关爱的“美容诊所”，并开展治疗小组活动。

　　然而，加沙的援助工作未获任何正式资金支持。“所有行动都依靠志愿者完成，我们尽最大努力从总部提供支援，”阿尔阿兹拉克表示。另一项重点是保障饮用水——“这项基本生存权利在加沙几乎完全被剥夺。”

　　她最后的总结令人心碎：“在种族灭绝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女性的尊严遭到了彻底的践踏。除了无休止的轰炸，她们承受着难以用医学术语描述的屈辱境遇。‘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词，根本无法准确概括她们的遭遇。”

　　在加沙，女性的性别特质被系统性抹杀，隐私荡然无存，自我照护更是无从谈起。“许多女性被迫剃光头发，只因连最基本的洗护卫生条件都无法保障，这里没有自来水，数千人被迫共用寥寥无几的卫生间。我们的团体疗愈课程仅能给予她们勉强支撑的力量。但加沙女性遭受的暴力创伤，将留下跨越世代的深刻烙印。”

　　安娜弗拉维娅·梅尔卢齐是一名专注于非洲与中东地区的自由记者，长期关注人权、地缘冲突及社会运动议题。